说起我国的“五岳”，很多人都知道是东岳泰山、西岳华山、南岳衡山、北岳恒山、中岳嵩山，对于了解这些知识的渠道，无非是把它们当作旅游目的地，或者是在影视剧里有所见闻罢了。之所以有“五岳”的说法，是源自于在原始社会时对大山的崇拜，当时的人们除了因大山可以提供人类所需要的食物、木材等物资，而答谢“山神”的馈赠之外，更认为高山是天神所居之处，因此古人对高山、大川都有着一套隆重而虔诚的祭祀礼节。
而对于一方广大区域来说，最高的山所居信的神灵更为强大，也就受到更多的重视，就产生了“岳”的说法。“岳”在文化上象征着一方至尊，谁拥有了对“岳”的祭祀权，也就等于可以与神灵直接进行沟通，也就代表了对这一地区统治的合法性。因此为了显示自己统治的合法性，历朝历代皇帝都有着祭祀“岳”的强烈愿望和需求。
在我国按照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确定的“五岳”，是在汉宣帝的神爵元年（前61年），当时五岳是：“东岳泰山、西岳华山、中岳太室、北岳恒山、南岳天柱山”。在字面上看来，其中四岳与今天已基本相同，南岳衡山直到北周时期，才依据《周礼》的说法，确定衡山为南岳。其实，北岳恒山也不是汉朝最开始确定的那座山，在中间也经历过“更换”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
作为帝王封禅与祭祀山岳的文本依据，是来自《尚书》一书中所记录的上古帝王巡狩活动，其中《禹贡》篇关于恒山的记录是这么记载的：
“导岍及岐，至于荆山，逾于河；壶口、雷首至于太岳；厎柱、析城至于王屋；太行、恒山至于碣石，入于海”，记录了大禹自岍开始走的路程，此句又被《汉书·地理志》沿袭，颜师古注：“太行山在河内山阳西北。恒山在上曲阳西北。”唐孔颖达《尚书正义》疏“导岍及岐”句为：“《正义》曰《地理志》云太行山在河内山阳县西北，恒山在常山上曲阳县西北。”这些记录都表明自汉代以来人们就认为恒山是在“上曲阳”这一行政区域，而上曲阳正是今天河北省曲阳县的古称。
秦朝的恒山郡
并且，秦朝时所设的36郡之一的恒山郡，其覆盖范围包括今天的河北省石家庄市和保定市南部。位于今天河北省保定市曲阳县城的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、4A级旅游景区北岳庙，则是古代帝王祭祀北岳恒山之所， 据清康熙《曲阳县志》记载：
北岳庙，祀岳古也，自汉宣帝神爵元年始有常祀。……唐武德中祀北岳恒山于定州，牲用大牢，祠官以当界都督刺史充仿，称北岳府君。开元十五年封安天王。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九月加安天元圣帝。元顺帝至元五年加安天大贞元圣帝。明洪武三年始定为北岳恒山之神，御制祭文、著之祀典，一时岳镇海渎诸神皆正其号。
清朝曲阳县志中的县城图，可见城西北部的北岳庙
清朝曲阳县志中的北岳庙
由此可见在曲阳祭祀恒山的历史之长，给予北岳之神的地位之高。但是今天大家却都知道，北岳恒山却是在山西省大同市浑源县城南10公里处，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把北岳由曲阳恒山“移祀”到了山西浑源恒山呢？这个变化是发生在哪个时期呢？
北岳移祀的时间并不算太早，据《清实录·世宗章皇帝》记载，清顺治十七年（1660年）决定将直隶曲阳县之北岳祭祀礼移至山西浑源州。清朝的皇帝做出这个决定不是突然间就有的，早在元明清三朝之前的金朝，刚定都北京时，就有人提出要重新确定北岳地点，明弘治六年（1493年）马文升也提出北岳移祀一事，但最终在清朝才完成了北岳的“移祀”。
1832年，清朝时的五岳
那么，为何这些人都想要把北岳的位置，从曲阳县恒山移走呢？主要有三个原因：
一是曲阳的恒山在宋辽交战的时期，因为恒山附近一带是战斗的前线，北岳的一系列标志性建筑被破坏殆尽。
二是古代官员祭祀北岳时不是在恒山脚下，而是在离北岳百里之遥的曲阳县北岳庙，金朝又分曲阳北部置阜平县，这样一来就造成了恒山与北岳庙分属了不同县，致使祭祀不便。
三是自金代时候起各朝代的首都均在今天的北京，但是曲阳的恒山却是在北京西南方直线距离近200公里的地方，再称其为“北岳”，就不符合皇帝对“天子当居天下之中”这一要求了。从这一点上看，只要首都在今天的北京，曲阳恒山的“北岳”名号被移走是早晚的事情。
清康熙年间的《北岳恒山图》
虽然今天借助于现代的地图，我们可以知道浑源恒山和北京处于同一纬度。但是在古代可不知道啊，当时的人们如果从京师出发到浑源恒山，需要从京师北行，出德胜门经昌平，再北行过居庸关，经怀来、保安州（今涿鹿）、西宁（今阳原）才可到浑源，一路北行再西行，给人的感觉是向北走才可到达浑源的北岳恒山，这样的路线可以在一定形式上满足北行祭祀北岳的路线要求，所以“北岳”就在清初被正式确定在了山西浑源恒山，而河北曲阳的恒山今天则被称为“大茂山”。
